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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长马承包:被遗忘的改革家

来源:河北青年报s2014-02-11 10:51:42
1984年,相声演员马季刚刚在春晚上大卖完他的“宇宙牌香烟”,在石家庄北道岔旁的一个小小的造纸厂便诞生了一位敢于承包国企的奇人——马胜利。 在许多年之后,他被看做那个计划经济时代的破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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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相声演员马季刚刚在春晚上大卖完他的“宇宙牌香烟”,在石家庄北道岔旁的一个小小的造纸厂便诞生了一位敢于承包国企的奇人——马胜利。

在许多年之后,他被看做那个计划经济时代的破冰者、国企改革的破冰者。

这个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两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唯一的两次获得者),被邓小平四次接见,至少在1984年之后的数年,他都是石家庄的城市名片。2014年2月6日的晚上,76岁的马胜利在石家庄栗新小区的家中辞世。

一切按照穆斯林葬制的“厚养薄葬”——没有治丧委员会、没有小区单元门口的花圈白布;家中持事者为四女儿马茹、四女婿白志和,他们谨遵父亲遗嘱:一切从简,绝不收礼金。改革就是这样残酷,其实在十几年前或许更早,曾经的“马承包”已被遗忘,当2月7日全国媒体聚焦马家的时候,寓意不言自明:凭吊马胜利,凭吊改革精神的化身,呼唤新的改革家。

时势造人

造纸厂里的“刺儿头”

很难想象,一个46岁的中年男人仍是单位中的“刺儿头”。

1984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步入了第六个年头,尽管当时中国官方并未提出并宣扬发展商品经济,但是社会中孕育的商品意识已然萌发,推销、广告等词汇已是当时的新潮词汇。

供职于石家庄第一造纸厂(以下简称“石家庄造纸厂”)的马胜利做到了销售科长,在干多干少都一样的计划经济年代,他和其他人一样,每月拿着几十元的工资。

“当时也不知道他哪根筋不对了,那年的中层领导会议上,他就和厂长对着干起来了,”马胜利曾经的徒弟李老先生向记者讲述,如今他也已是七十高龄。

原因简单不过,当年直管石家庄造纸厂的一轻局分配下来的任务是“盈利17万元”,当时厂长并不接受,“他的想法也很简单,今年给我17万的任务,明年就可能给我27万的任务,”李老先生说,厂长不接受当时的任务安排,称“来年形势不好,还将亏损”,马胜利在那次中层会议上“顶牛”:“能完成啊,为什么不能完成。”那次的会议以不愉快告终。

之后几天,便有了必将写入历史的那一幕:马胜利自写“大字报”贴于厂门口要求“自己当厂长,17万的任务不仅没问题,倒过来70万的任务都没问题,来年利润还要翻番。”

政治助力的“中国式改革”

回顾马胜利的“胜利”实属意外,意外在于本是起于南方城市深圳的改革,首个国企破冰人竟发轫于北方内陆小城石家庄。

除了马胜利大胆泼辣的性格,当时的政治环境也助他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改革春风春满地”的1984年,石家庄在改革方面几年来确实无甚作为,改革方向陷入僵局。马胜利的“大字报”迅速通过当时的改革办公室、一轻局、经委传到了时任石家庄市长王葆华耳中。

据王葆华回忆,市政府班子当时正在为承包包不下去而苦恼,他意识到,马胜利或许真的可以打开这个局面。“1984年3月28日晚上,也就是马胜利贴大字报的当天晚上,我们讨论决定就是要支持马胜利,”王葆华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

石家庄市领导班子的这个决定,成为成就马胜利的政治因素,回顾过去也很难想象,在当时得罪了厂长并因贴大字报被免去科长职务的马胜利,将混迹于何处?

彼时的《石家庄日报》在4月20日头版以“解放思想、立志改革”为引,报道了刘广义、马胜利承包市造纸厂的签字仪式,称“他们这种改革精神像一枝报春花,预示着我市企业全面改革的春天即将到来。”

抒写历史

初建国企盈利模式

在当时,尽管众人佩服马胜利的勇气,但对他扬言当年利润要“17万掉个个,70万”的军令状仍是“捏把汗”。

“要不说怎么出名的不是刘胜利,王胜利,就是他马胜利呢,他脑子活,比我们懂得多,有把握,”马胜利的老街坊金永涛老人告诉记者。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在计划经济中、连年亏损的石家庄造纸厂问题明显,或许一个普通大学生都可以将其轻易解决。曾经的石家庄造纸厂“只产不销”,从不顾及市场需求,举个例子——即使在冬天,全场职工仍在加班生产冰糕纸,仓库货满为患。

面对身边人的担忧,马胜利自有办法。在他接手后,生产更加贴近市场,他把原来的一种“大卷子”卫生纸变成了六种不同的规格;业务员开辟一个客户奖励5元,开辟一个大客户奖励10元,调动起了大家的积极性。

 

1985年,马胜利(前)和职工参加义务劳动

 

厂工程师王瑜先提出来一条合理化建议,评估可以带来36万元的利润,马胜利听完便拍板同意执行,1984年底王瑜先被奖励一台大彩电——在当时的国内,这基本是最高奖赏。

第一个月的财务报表出来,石家庄造纸厂完成了21万元的利润,已然超过了曾经一年的17万元任务,承包第一年就为厂里盈利140万元。

“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市场经济规律被马胜利摸索并实践出来。

“马承包”式的集团化

从1984年至1987年的四年承包中,马胜利基本享受到了改革家的所有荣誉。几乎所有的官方媒体都在报道这位“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

马胜利甚至做了“厂长马胜利”的大牌挂在厂门口,这个举动无不契合曾经在厂门口贴大字报的马胜利。

1987年,马胜利甚至开始谋划“承包国内”的想法,决定承包20个省、100家中国造纸企业,他对此称为“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他一人担任100家分厂的法人代表。

当然,彼时的“集团”与现在的集团释义相去甚远,它只有规模上的集团化,却没有完整意义上的整体布局、职业化管理。

马胜利面对100多个分厂自然无暇分身,只能通过内耗自身来延续“马承包”的神话:副厂长派出去当厂长了、工程师派去当厂长,工程师派完了班组长去当厂长……

显然,在荣誉面前,马胜利已经模糊了企业家和“救世主”之间的身份。多年之后,马胜利在总结失误时,对于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做了深刻检讨。

马胜利打造的“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在承包到十五六家造纸厂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在现在来看,这个集团的崩盘在所难免,只是时间问题。

英雄落寞

始于气魄,败于气魄

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在今年2月4日东京无印良品总部的讲话中提及过自己的创业历程,他讲到在1988年万科股份化改造时谈到:“在中国社会尤其在80年代,突然很有钱,是很危险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讲,不患寡而患不均,大家都可以穷,但是不能突然你很有钱。在名和利上我只能选择一样,我就选择了名。”(发表于2月9日《万科周刊》)

似乎是在说马胜利,又似乎是在说很多人。

盲目的自信与扩张,为马胜利的失败种下了祸根。从1989年下半年,马胜利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1990年石家庄造纸厂亏损300多万元;1991年5月,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解散。

1994年,挂在石家庄造纸厂门口的那块“厂长马胜利”的铜字招牌被勒令拆除。1995年石家庄造纸厂资不抵债申请破产。

马胜利在很多场合被称为“中国承包第一人”,但确切说,他并非第一人,记者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在他之前已有了承包企业的步鑫生、鼓励内部职工入股的鲁冠球等人。但毋庸置疑,当时马胜利传奇式的气魄在众人中是最有名气的。

与双星的插曲

其中,加盟汪海的双星集团,又成为彼时大家呼唤英雄重生的机遇。2004年,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汪海聘任马胜利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双星马胜利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汪海,是与马胜利同年的1988年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这一年评出的20名优秀企业家,标志着新中国从此有了企业家这一概念。

2004年,杭州青春宝集团的冯根生将马胜利及1988年首届20名“全国优秀企业家”请到杭州叙旧。在讲台上,马胜利谈起自己的过往不禁泪落讲台,或许因为惺惺相惜,时任双星集团董事长汪海决定当场“包”下马胜利,也成为当时众人关注的焦点之一。

那年,马胜利66岁,他向媒体乐观承诺“5年以后成为亿万富翁”的豪言壮语网络中便可搜到。

但此后不久,马胜利与双星的关系从若即若离到无疾而终。不少媒体曾追访,但只得到马胜利和双星的合作“不太顺利”的消息。

凭吊这位改革家

在众多同厂职工和老街坊的眼中,2008年之后的马胜利变得越来越沉默,即使在栗新小区中碰见他,他的话语也变得越来越少。

2014年2月7日下午,接到马胜利逝世消息的全国媒体赶至马家,马家的低调让各路媒体无从下手。家中持事者为四女儿马茹、四女婿白志和,他们谨遵父亲遗嘱:一切从简,绝不收礼金。对于父亲的过往,他们不愿谈起。

栗新小区属于石家庄市的老旧小区,众多来石打工的年轻租住户居多,对于媒体的到访,他们表现了相当的惊讶——不知曾和这样一位名人为邻,而更多的谈论来自于清晨、午后遛弯的老人口中。

陌生感不仅来自于四邻,在等待采访马家时,年轻的记者们也在温习谈论马胜利的辉煌事迹。改革和历史就是这样残酷,其实在十几年前或许更早,曾经的“马承包”已被遗忘,当2月7日全国媒体聚焦马家的时候,寓意不言自明:凭吊马胜利,凭吊改革精神的化身,以此呼唤新的改革家。

 

 

马胜利起落始末

1984年,厂门口贴“大字报”当选厂长成功1985年,成为全国改革经济典型1986年,被评为全国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专家

顶峰

1988年,全国首届企业家全球将20人之一;同年,承包规模扩大到全国,组建“中国马胜利造纸集团”

1989年,外地承包厂和石家庄造纸厂出现困境1990年,石家庄造纸厂亏损300多万元

1995年,56岁的马胜利“被退休”,其称并非自愿。河北省时任省委书记为程维高。同年,石家庄造纸厂申请破产。

1996年,自破产后对其审查的工作组宣布审计清白。马胜利再涉足造纸业,生产“援旺”(谐音冤枉)、“六月雪”牌纸类产品。

几年后,该产品渐渐销声匿迹。

2003年12月,青岛双星集团总裁汪海拟以100万请马胜利“出山”。

几年后,双方合作无疾而终,原因不明。

 

 

■文/本报记者黄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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